文／謝鎮逸
藝術與文化領域本來就普遍存在著諸多的不平等。這不僅是資源流通的問題，也關乎文化差異與策略政治的問題。平台組織On the Move「文化流動影響力論壇 2023」的第二天，討論同樣圍繞在「永續性」（sustainability）這一大題，而本日討論角度將從「在地策略」（local strategies）、跨大陸文化關係（transcontinental cultural relations）、「南南流動」（South-South mobility）做為關鍵概念。
論壇第二天的活動場地位處突尼斯中心鬧區的庶民市集圈之中，一所名為「El Hamra」中小型劇院。其前身為1922年開業的電影院「Al Hambra」，當時成為突尼斯的重要電影文化場所之一。但在20世紀中葉曾經關閉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被突尼西亞劇場重要先輩伊茲丁‧甘儂（Ezzeddine Gannoun）重新打造成藝文場所。在班‧阿里（Ben Ali）政權時期的言論箝制與壓迫下，甘儂與劇院團隊仍然在風雨飄搖中製作並策劃了許多的表演節目，至今仍然是當地首屈一指的藝文重地。
不平等的結構與好客之道：第三場「永續的在地策略和文化影響」
藝文和創意產業得不到充足的資助，也無法帶來應對氣候危機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的迫切改變。年輕一代在這種情況下難以從中找到創造靈感或是認同感，促使他們需要離開自己的國家以尋獲更好的發展機會。反噬而來的，就是藝文部門更汲汲營營地加快了對永續性文化的生產和消費轉型。然而，因應各種當代危機，當前屬於全球性的「去全球化」（de-globalisation）現象，是否會改變我們對永續性的看法？當氣候變化威脅著地方性的發展，影響了藝文與創意產業並迫使從業者轉行，縱而形成更多的文化困局。
目前關注氣候的行動主義及其研究文獻，幾乎都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與全球北方相比，全球南方在面對永續性的倡議數量上相對較少，也容易讓人誤以為全球南方在面對永續性上的行動低弱，甚至為此付出過的努力都被抹去或態度被假定為是消極的。這同時也暗示了一種讓人誤會的印象：全球南方的「力不從心」，是歐洲藝術家在氣候行動主義上「試圖努力突破的一道界限」。這些假設當然有著謬誤，尤其是當藝術行動主義與政治行動主義在形式定義上相互對照時。論壇第三場「永續的在地策略和文化影響」由歐洲老牌的文化組織網絡「TEH」（Trans Europe Halles）策略發展總監Fairooz Tamimi主持，兩位與談人分別為南非重要的表演藝術基金會「STAND」（Sustaining Theatre and Dance Foundation）創始成員暨劇作家Mike van Graan；以及衣索比亞視覺與表演藝術策展社群組織「Contemporary Nights」的策展人Sarah Abdu Bushra。在本場次中，他們從在地策略和行動上，討論如何從文化、經濟、社會和環境等維度，來支撐更廣泛的永續性發展，並探討在地行動如何在增加文化影響的同時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非洲過去經歷了太多的動盪。來自開普敦的Mike有著多年的組織工作經驗，對非洲地區這些年來的發展狀況更是感觸良多。他指出，超過三分之二的非洲國家目前實行專制或混合政治制度，在當中的人民很難有生活上自由運作的空間。而至少三分之一的非洲國家還在面臨不同形式的暴力衝突。同樣在這種情況下，要打造一個長久持續發展的運作機制非常困難。STAND基金會正在執行的其中一項任務，是在開普敦的邊陲社區中與在地的藝術中心一起工作，而他們遇到的主要挑戰之一是暴力犯罪。每隔兩週左右，當地的藝術中心就會被闖入，設備會被盜竊。這是一個不利於永續發展的巨大社會問題，也是南非人民在現代化進程中，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所導致的社會問題。「很少有國家會有餘裕去支持藝術發展，藝文創作甚至常被認為是一種奢侈。企業機構的力量也非常薄弱，因此非洲的藝文領域從業人士與創作者必須進入國際市場、依賴國際資源，以維持其活動的活躍性、永續性。」
環境是永續性發展的重要關鍵之一，世界上十個最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當中，有七個就是非洲國家，其中位居榜首的是莫三比克。但非洲的環境問題並非是以富裕國家那般的運作方式而導致氣候變化，「我可以向大家保證，他們所經歷的氣候變化與國際飛行的碳排放無關。」Mike深切地表示，就流動性問題而言，一般的歐洲護照可以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前往多達190個國家，可是一本來自非洲的護照平均只可前往60個國家。「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在世界上、歷史上的不公正現象深深植根於大多事物的結構當中，以至於我們已經學會開始接受自己在處理問題時，我們是去處理那些不平等帶來的後果，而不是那些導致不平等的因素——那些可以在結構上改變的因素，以及那些使不平等永久化的因素。而且如果我們把限制非洲人進入歐洲視為限制氣候變化的一種方式，這只會延續並加劇這種不平等的現象。」
他提及，減輕非洲貧困的其中一個主要GDP貢獻，是來自旅居國外、在世界各地謀生的其他非洲人的海外匯款。他們將錢匯回非洲給家人、公司和地方社區，使得海外匯款成為非洲生產總值的前五名。於此，限制非洲人向國際市場輸出勞動力，將導致非洲大陸只能長期處於發展中的狀態。「我認為今天歷史上許多的不公正、不平等現象，都根源於過去的奴隸制和殖民體制。所以我想呼籲我的同仁們，不要只是與在歐洲的夥伴們談論政策的改變，而是必須與我們一起付諸實際行動。共同做出決定才能確保永續性的到來。因為氣候變化的問題層面，已經是新殖民主義的一部分。」他舉例新冠疫情就是最鮮明的例證，世界應對COVID-19的方式並不是人類整體的應對方式，而是富裕國家囤積疫苗，至於難以獲得疫苗的非洲大陸，其實很有可能成為病毒變種的另一工廠，進而返向對全球人類構成威脅。「身處藝術機構當中，我認為我的挫敗感之一是我們總是孤立行事，這是在南非的情境下真正令人感到沮喪的事情。我們總是抱怨自己成為政策和資金匱乏的受害者，但我們又不與社會的其他部門合作。」
從Sarah的理解來看，她認為我們彼此認識得還不夠多，只是仍然通過一些地理術語（如全球北方、全球南方）對彼此進行分類和識別，而沒有真正去處理並研究這些術語的含義。「我覺得這是因為本人沒有出現在彼此面前，沒有足夠全面地招待和邀請彼此互相理解各自的文化。對我來說最激進的解決方案，實際上是增加彼此的現身與在場，增加更多的移動與飛行，讓彼此見面。問題不是那些做為移民或接受遷移的人，而是不同地方之間做為熱情好客的主人，以及伴隨客人而來的其他觀點、實踐與價值觀。在我思考何為『交流』的過程中，我會試圖增加流動性並使它成為所有人的基本人權理想，然後我們再從空間移動中去解決那些問題。」她表示很多時候藝術家不在場的情況下，藝術作品會在不同的地方展出，其實是一種非常不完整的展示，作品表達也不會就此圓滿。雖然數位化和網際網路解決了我們在移動上的障礙，並使得全球化趨向可能，但這種日益增強的全球認同感其實需要我們更洞見其中的細微差別。「我們需要參與更多在地活動並識別我們自己，也去理解這些細節和特性究竟是如何與彼此相關的。」
此外，如何設計永續性的商業模式，也是她在茲念茲的事。努力推廣藝術、提昇文化活力——這些人們對文化賦予價值的需求，不僅是觀念上的價值，也有經濟上的價值。「我認為有一種可能方法，是直接向我們所屬的社交圈進行藝術消費的促銷或邀請。從我過去的實踐經驗來看，大多時候我們的家人親友都缺席了我們的展覽開幕式，如同我們免費贈送門票給親友，而不是要求他們購買。文化在不付費的情況下往往不被珍視。我認為針對這種我們能夠做到、並實際帶來影響的小小實踐，可以發展成為一種更大的社群性實踐。人們需要學習重視藝術，並必須為藝術付費來體驗它。」
平行世界與在地市場：第四場「永續的跨大陸文化關係和南南流動」
我們已大致體認到，生態危機跟多重層面中的不平等是全球問題的一體兩面。國際機構、各地區政府機構在促進國際文化關係並宣稱重視文化多樣性時，不會承認它們在這些運作宣稱上所強加上去的殖民框架，更無法設身處地去解決文化參與者和文化商品在流動上的障礙。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文化關係，經常因為官僚機制、拒發簽證、稅收問題、經濟壓力或不透明的補助計畫等而遭受到打擊。縱使不說從南方前往北方，光是全球南方國家內部的跨國交流就已是問題一籮筐。
非洲國家內部的流動性極少；一方面是非洲各國文化部門的無能，非洲內部的文化流動市場也極為疲軟，更別說支持南南文化交流的資金要往哪裡找了。即使增加數位通訊、減少實體活動的頻率，然而世界上許多地區仍然存在著數位文化階級（如後進國家人民根本無法享有完善的數位服務），事實上更多在地人更嚮往實體會面、面對面互動的基本需求。論壇的最後一場，就「永續的跨大陸文化關係和南南流動」這題，邀請了兩位在非洲大陸擁有豐厚跨地區資源縫合經驗的講者來分享，分別是摩洛哥非營利組織「Afrikayna」暨非洲跨國項目基金會「Africa Art Lines」的創辦人兼項目經理Ghita Khaldi；以及致力於改革非洲刻板敘事、非洲去污名化的推廣組織「Africa No Filter」的藝術項目官員——來自布吉納法索的François Bouda。本場次由來自比利時、全球文化諮詢服務公司「SO-Cult」的創始人兼經理Sana Ouchtati所主持。
世界上不少地方，日常生活中一直都有採取有機和綠色方式行事的傳統，如音樂、舞蹈使用木製或動物皮革而非現代加工材料來打造樂器或服飾，但卻不會去宣稱這是一種「綠色態度」。來自摩洛哥的Ghita表明當地亦是如此；雖然目前有許多現代的方式來展示他們的文化產品，但他們的生活方式一直都是被綠色建築、有機的飲食等所包圍。「對於我們現在所處的非洲，目前真正面對的當前問題是南南文化交流。這個文化交流的主要問題與成敗關鍵，在於我們仍然在努力建立一個區域一體化的市場整合。比方說，我們想要發展一種創意產業，同時我們仍需要先構建出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經濟。之於非洲，另一個主要關鍵是流動性。我們今天都在這裡談論流動性，但事實上非洲各國不享有同一種歷史與情境，所以將北非與非洲大陸其他地區連接起來至關重要。我們協會從2013年創立至今努力了十年，只因為我們的所在地區缺乏資金，而國際資助者總是只會從地緣政治的框架下思考。像是我們北非人有資格參加「EURAMED」（註：歐洲醫學輻射防護研究聯盟）或是MENA（註：荷蘭為來自中東和北非青年提供的專業獎學金計畫）的計畫項目，這些計畫都很棒，但在南南合作上始終沒有長效的解決方案。」
尋找國際交流來維持平衡，Ghita認為有兩個層面非常關鍵。首先是在地域層面上，在非洲地區內進行倡導並確保流動性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橫向機制，以提高藝文部門做為社會經濟解決方案的重要性，這在南南流動的背景下，是非常重要的起點。第二個層面即是對外的國際合作；因為非洲地區目前的困境其實跟新冠疫情之前相去無幾——那些出於成本、國家之間的連通性，還有簽證問題、安全問題等至今仍然無解。「在像這樣的國際流動場合中，我想我們應該共同倡導一個事實，那就是生態問題不是南南合作的優先事項，而是歐盟需要打開更多鴻溝之間的大門。」她表示，現在看到那些國際公約時，「我們在文化遺產和創意產業之間確實存在諸多理解上的障礙。我們需要許多傳統的文化遺產來發展創意產業，然而我們面臨著一種與歐洲截然不同的做事方式。比如說，我們在自己的國家為了一個國際盛行的關鍵詞去進行實踐上的嘗試和實驗，但我們這樣下去將持續面臨各種知識上的誤解，並繼續接受這一種不符合我們原本做事的方式以獲得這些資金。我們還需要世界的另一部分，來了解我們在兩種平行世界下的做事方式可以怎麼並行，並將其成為思考創意、經濟、產業、流動性和一切未來性的可能方式。
非洲人民一直在努力尋找適應環境的解決方案，François說道，在布吉納法索至今仍有60多個部落族群，他們都有自身特定建造房屋、棲息地的方式。「布吉納法索很熱，而且現在是最熱的季節，氣溫高達攝氏45度。但不幸的是，隨著都市化和殖民化影響，人們傾向於擺脫傳統工法並採用新材料建造房屋。雖然我們的文化正在流失，但即使在當代背景下，人們仍然繼續尋求解決困境的方案。我們別無選擇，因為我們每天都能感受到所有災難、氣候變化的後果。」他舉例了2018年獲得「另類諾貝爾獎」的老農夫Yacouba Sawadogo所發明的低成本傳統技術「Zaï」，來解決布吉納法索日益嚴重的土壤貧瘠與沙漠化問題。此外，還有居住德國的布吉納法索建築師Francis Kéré，他將西方與在地傳統建築的概念相結合，同時帶領故鄉社區的民眾共同參與建造，並使用粘土、木材等當地材料融入到建材之中。他的建築實踐為他榮獲了2022年普立茲克建築獎，也是首位獲此殊榮的非裔建築師。
國際上對非洲的環境問題上普遍有著許多負面印象，然而在François所屬的組織Africa No Filter研究下，發現大多都是刻板印象與錯誤的理解。「現在許多藝術家和文化專業人士，會追隨時代趨勢來關注氣候變化問題，但在彼方的我們還有很多其他問題。我所在的地區，都在不斷經歷恐怖襲擊、國家安全、居住正義等問題，以及因為上述問題而引發的通貨膨脹，都對我們造成了打擊。對我來說，氣候問題應該與其他緊迫的問題被同等看待。人們通常為了獲得資金而結盟，但並沒有真正地去參與這其中的問題。」對他而言，關注氣候變化問題本是立意良善，不過倘若只是把眾多有所勾連的問題予於一刀切的話，即會加劇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間那些早已存在的不平等。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22年最新發布的報告《重塑創造力政策》（Re|Shaping Policies for Creativity）來看，最不發達國家的貿易額不足全球文化產品貿易額的1.5%。「這意味著，與全球北方相比，我們不僅文化產品和服務上的交流非常薄弱，而且實際上來自非洲或全球南方的人很少能夠進入國際市場。所以我寧願為南南流動性付出更多努力，因為這才是我們真正缺乏的，而且提振能力還非常薄弱。但我認為非洲的潛力很大，只是我們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所以我寧願去研究，我們如何能夠在全球南方整體的內部之中發展這種合作，而不僅僅是在國家內部。因為通常當我們談論流動性時，我們想到的是全球南北方之間的流動性，卻忘記了南南流動性，實際上也忘記了單一國家內部的流動性。當你從非洲的這裡去另一個非洲國家旅行時，你往往會將自己的行程限縮在首都區域，而忘記了其他地方的城鎮。」
此外，他也舉例了由布吉納法索五個場館所組成的小型網絡「COSDI」（Collier des Scènes de Diffusion），不僅整合他們的資源、人員、技術、軟硬體設備等，也讓一個劇院舉辦的一場演出，可以透過在不同場館之間的巡演來增加演出次數。只有少數的非洲藝術家能夠真正到國際進行展演，然而現實是大多數人仍在有限的地區內移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確實更需要把重點放在發展藝文產品的在地市場和區域市場之中。他承認歐洲是非洲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最大市場，所以做為非洲藝術家、非洲組織，更需要在這方面發揮帶頭作用，這樣才能算是健全的生態系統。他提出一項倡議：如果非洲藝術家、非洲文化組織同意捐出一定比例的收入或採取繳納會費，為非洲的流動性需求設立一個基金來為藝術家們提供流動的資源，非洲大陸內的不同國家也能彼此移動去進行展演。他深信，這種串聯的開始將會是一種帶來絕大助益的合作關係。
台灣與世界的距離：寫在後記的反思
2021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當天，蔡英文總統宣布台灣跟上世界的腳步，邁向「2050淨零轉型」，並於2022年3月正式公布「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這同時也意味著，全球各國將亦步亦趨地在各種政策上相互牽制，藝術和文化事業終究也得被捲入其中。2022年「台灣藝術永續聯盟」（TASA）成立，國家兩廳院也加入了由歐盟所支持的「永續劇場聯盟」（STAGES）成為亞洲唯一聯盟劇院，以及表演藝術聯盟也開始編纂台灣版本的《劇場綠皮書》。如果靠近歐洲的非洲已多年彼此緊密鑲嵌，那麼遠在亞洲的台灣，該如何警惕自身並趁早警覺雙方在政策面上交匯時所可能引發的不適感？
台灣當代藝術與表演藝術近年來愈發朝向對人類世、自然生態的關注，像是數年前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在台灣引發的理論風潮，或是傑宏‧貝爾（Jérôme Bel）出於減少碳排放而不再搭飛機的代理式表演——如今都一再顯得非常微妙。環境議題屬於歐洲的中心政策，做為身處亞洲的我們如果不需再一味批評所謂滯後的風潮，終究也得學習如何在這些情境的上下文當中，長出屬於台灣或亞洲的視野核心。這番說法同時也意味著：如果說今年的論壇辦在北非是為了遠離歐洲中心主義，不過事實上以文化圈來做比較的話，歐洲其實並沒有對非洲如此陌生。反倒是，如果要讓歐洲真正地看見「更遙遠」的文化圈，或是台灣要因此重新校正對西方知識風潮的接受向度，說不定將類似On the Move這般在歐洲常態性運作的組織，或是將「文化流動影響力論壇」帶來亞洲或台灣舉辦，才有機會引爆更潛在的雙向價值。
台灣雖然也在不同情況下依賴歐洲資源，但相較之下的亞洲（或狹義上的台灣）似乎遠不在歐洲的理解框架之內。來自亞洲的我身在論壇會場當中，除了跟其他各國出席與會者一樣吃力地使用非母語、怪異的各國腔調相互溝通以外，事實上最令人感到文化隔閡的挫折感，是因為聽著歐洲與非洲代表正在討論一種唇亡齒寒的依存關係時，我根本無從理解他們討論這些事件的語境與脈絡。他們清楚知道哪一年、哪一項來自歐洲或非洲的政策影響了他們後續的行動與措施，或是說起某年某月的某個事件，大家沆瀣一氣地表達出一致的感同身受。在與各國來賓的三天相處下來，幾乎可深刻地感受到，比起亞洲，歐洲人似乎更瞭解非洲的各種政策局勢與藝文發展現況。在這邏輯之下，台灣根本沒有理由再忽視自身與非洲國家的位階差異關係。在台灣有很多國人常有感自身缺乏國際觀，或是相對較不關心全球南方與第三世界——事實上這並非關心與否或是視野寬窄的問題，而是台灣從來就沒有夠好的資訊渠道讓我們的世界觀接駁到這些地方。以至於，台灣在無法深入掌握歐非的脈絡，從而去理解跨大陸的文化關係。
此外，如果台灣自覺身處全球南方，那就更不能放棄繼續擴大對非洲大陸或是世界各種文化圈的認識。同樣來自非洲，從南非開普敦到突尼斯，就必須飛越半個地球，一萬多公里的距離幾乎跟台北到突尼斯的距離相去不遠。許多地方實際上的地理跨度，遠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遙遠，也就不難想像非洲內部存在著多樣化的文化圈，以及天差地別的問題癥結與應對策略。故此，「南南流動」或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南方」，或許並非只是一種單純的區域流動問題，而是必須橫跨多個文化圈的多點連結。政治制度、經濟水平、購買力、媒體能量、數位工具、價值觀、語言、地方禁忌等……這些因素都在影響著每個地方的文化產業。如果我們談論環境保護，就勢必也要考量這些牽動的因素。而如果我們談論流動，更是攸關是否長期關注並接收來自地球另一端的資訊與當前發展。從歐洲、非洲到亞洲，若我們要從歷史、生活上去尋找趨同性其實從來不難，但要如何肯認到彼此確實存在的嚴重分歧與差異，卻從來都不是我們單純能從若干切片中感知到的——或許這就是屬於全球性的當代挑戰。